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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国大陆地区也有极少数宪法学者注意到陈新民先生的考证，在近年出版的宪法学教科书中，对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的首创者提出疑问。

从宪法学中的国体理论发展来看，对于国体的政治理论研究成为宪法学原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内容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的确立过程，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阐释，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内容的分析。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另一方面，帮助厘清数字人权中的具体权利在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中的可能定位，从而在实证法律体系中证成原有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缺漏，以便揭开宪法基本权利体系在数字时代的新篇章。(3)以减贫脱贫为代表采取系统性社会行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国宪法为减贫提供了运行保障。1982年宪法第一条规定(2018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法律实践可以区分为法律的思想实践、规范实践和应用实践，宪法实践也可以针对性做出上述分类。一、实践之维：现代国家建设实践的理论提炼 法学是面向实践的学问，对于通过借鉴移植开始近现代民主法制建设的中国而言，宪法学知识体系在多大程度上是自主的，首先要看对于中国发生的独特的、创新性的制度实践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理论提炼。

正如有学者批评指出的：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以平等权利和平等原则为先导的权利研究，深化了中国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并以权利本位法理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形成和发展而对中国法制完善和法治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三在法学方法论上的形式框架难以容纳现代行政所需要的政策目的。

两种不同的诉讼模式同时出现在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构造中，造成了当前内部错裂的状态。邓正来教授提出当前中国法学受西方法学思想影响过甚，没有形成属于中国自己理想的法学图景，并对中国法学总体性建构思维的丧失提出了批判。具体可以考虑以法律关系理论为基础，构建客观行政行为理论和主观公法权利理论统一的双核行政法学理论体系。高权行政时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协商性、合作性、指导性、规制性的新兴行政手段广为运用，未来必须要从形式法治逐步过渡到实质法治。

基于此，赵宏教授认为，对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化问题判定，应当从行政法学理论本身系统内部进行认定，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化至少应当满足内部系统的具有整体性、稳定性、合逻辑性，作为体系化的行政法学理论在整体的价值指引上应当具有一致性，在使用的基本概念上应当具有统一性，在系统自身的发展上还应当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61]江利红教授以日本行政过程论为基础，提出以行政过程为中心重新构建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其认为传统行政法学过度偏重最终结果，现代行政法学必须要将行政过程的各种行政行为形式全盘纳入视野，而且注重同一行政过程中的各个行为以及同一行政内部各个环节之间的关联性，对行政过程进行全面、动态的考察。

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新时代，政府不仅被要求严格依法行政，还需要积极主动作为，为公民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和生活保障，成为一个全能型的政府。如，在政府管理过程中，行政主体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完全纳入既有的行为类型之中可能存在争议，尤其当前大量存在的各类新兴行政活动方式，如行政合同法律性质界定，学术界和实务界一直对此争论不休。五、重构主客观相统一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 只有知道站在什么地方以及要往什么方向去，才能决定应该要怎么走。其要件包括：行为作出的主体是行政机关或者授权组织。

其行为由行政主体的意志主导。[4]参见林平：《全国人大启动环境法典、行政基本法典等行政法典编纂工作》，载正义网2021年4月21日，http：//www.jcrb.com/xztpd/ZT2021/dfgh/28th/jj/202104/t20210428_2275469.html。[44]如赵宏：《行政法学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如德国行政法学家施密特·阿斯曼教授观点：未来行政法也会进入法律关系与行政行为并行的行政法学体系双核时代。

[35]参见苏宇：《面向未来的学理革新：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之审视与展望》，载《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当前我国行政法学研究主要关注行政权的规范运行，行政法的本质特征是控制行政权。

[14]参见姚宗建：《论法律的思想实践及其实践理性原则》，载《河北法学》2022年第2期。[41]从行政行为理论一枝独秀到当前主流学者认为行政行为理论应当与法律关系理论相互配合，彼此补充的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单纯地依赖行政行为理论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变革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要探索新的理论来完成对行政法学理论的变革。

薛刚凌教授认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内部构造发生了错裂，行政诉讼以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的主观权利是否受损为诉讼入口，即主观诉讼模式，而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后，法院审查的中心是行政行为，裁判标准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最终实现司法对行政权的监督为出口，即客观诉讼模式。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版，第3页。当前行政法学理论不仅要满足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法治实践需求，还要同时注重公民作为国家成员的法律主体地位，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必须融入人民主权的价值理念，逐步实现由以行政权为中心转为以人民为中心，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来界定政府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做什么，以此明确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回应型政府的方向和目标。未来的行政活动必然朝着利益主体多元化、活动方式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行政权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傲的姿态，合作型行政、指导性行政、诱导性行政等行政方式都需要其他法律主体的积极参与。但是即便承认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是行政法的核心，但不等于只有一种理论模式。[68]伴随着主观公法权利理论的兴起，行政法不再只是客观法秩序，而是与司法一样的个人请求权体系，个人也不再是国家作用的客体，而一跃成为向国家拥有权能的主体。

[27]参见罗智敏：《行政法法典化背景下我国行政行为理论研究的挑战与应对》，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5期。3.保护主观公法权利的时代要求 从逻辑角度出发，只有具备一国承认的法律地位才能是权利享有者，才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通过向个人赋予权利能力使个人能够寻求法律的保护，因而可以说是国家创设了人格，创设了公民的权利。

[22]参见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行政机关和公民均受法律调整和规范，依法各自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

[23]在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尚未完全定型的背景下，去谈论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变革问题，这无疑增加了变革的难度。经典行政法所强调的依法律而行政，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规范逻辑，主要适用于侵害型行政，即防止行政权非法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当然，中国行政法学学术界总体是持肯定态度，并且正在从行政法典制定的模式、路径、内容、框架、基础理论等各方面努力推动行政法典化。[52]参见于安：《我国行政法学体系改革的基本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55]Vgl.HartmutBauer，VerwaltungsrechtlehreinUmbruch？，DieVerwaltung25(1992)，S.533.转引自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19]赵宏教授认为：我国行政法学虽然在短暂几十年内发展迅速，却自始缺乏系统思考和体系建构，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行政法学的整体和均衡迈进。

（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变革的现实问题 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和依法行政的不断深化推进，中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也进入了新时代。[70]参见赵宏：《作为客观价值的基本权利及其问题》，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

法律关系理论的重新激活与回归可能，主要是因为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视角更为丰富，较行政行为理论更能够涵盖更加丰富的社会关系、更加完整的行政过程，更系统地看待现代行政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尽管这些学说存在分歧，但大多经过系统化而成熟。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脸识别技术运用法律规制研究》（项目编号：20YBQ066）阶段性研究成果。还有王敬波教授提出了行政基本法典的中国道路。

来源：《河北法学》2023年第1期。至此，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结构模型是：在法律关系理论之上，行政行为理论与主观公法权利理论并驾齐驱、相互统一。相较于单方围绕行政行为开展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主客观统一的双核行政法学理论，强调公法权利保护和依法行政两者的均衡实现，这是对我国平衡论的继承，也是进一步发展。朱芒：《中国行政法学体系化困境及其突破方向》，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

若以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为分析框架，从主体、客体、内容三要素去分析行政活动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问题将变得简单。另一方面归因于我国行政法学研究进路的偏移，过度强调解决实际问题和引入行政学、社会学、政策学等学科理论，逐渐淡化或忽略了行政法学本身作为部门法学应当具有的法律思维方式和体系化思考框架。

[49]参见李燕林：《社会救助权的规范构造》，载《河北法学》2021年第4期。中国法治政府建设与改革实践对行政法学提出新要求，这对成型于20世纪末客观行政行为理论构成了全方位挑战，行政法学研究的基本范畴、行政法学研究方法、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等均需要作出适时调整与革新。

（四）重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后的内外融合 主观公法权利理论作为法律关系理论内核之一，其作用机制并不像行政行为理论一般通过立法规定具体行政手段或者行政活动方式，直接实现行政任务。基于此，无论是国家还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应当在法律关系的框架之下享有权利和实现权利。